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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徒的命运是什么
1、赌徒有三种结果；
2、一是赌赢了：一时的高兴，但人心不足蛇吞象，还会继续去赌更大的，所以赢对于赌徒来说是暂时的。
3、二是赌输了：输了也会有两种结果：一输了就放弃，重振生活希望。一输了就眼红，继续坚持赌到底，想要把输的赢回来。
4、三是继续赌下去：结果是后半生的悲惨生活。
命运的赌徒什么意思
命运的赌徒，人生的酒鬼
相比于穷人二字，我更喜欢另外一种说法：祥子是命运的赌徒，他们的赌注是自己，带着对无常的挑衅和侥幸，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来维持他们在这个世界的平衡，可一旦有朝一日，这个赌注崩盘，就是毁天灭地
在医院里，这样的场景更是随处
读《驴皮记》有感
当我在《驴皮记》里，读到金钱、欲望、爱情、死亡时，当我读到所有的这一切纠葛在一起，变成一张巨大的缚在人身上的难以挣脱的网时，我惊讶至极。巴尔扎克确实是一个天才！他在180年前就写下了一个如此伟大的预言！
《驴皮记》是巴尔扎克在1831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哲理小说，也是他首次引起轰动效应的长篇作品。属于其代表作《人间喜剧》中的“哲学研究”范畴。小说别出心裁的用一张驴皮来象征人的欲望和生命的矛盾，充分反映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更反映了他对当代种种社会现象的总体分析，并借此概括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哲理思考。
一本研究巴尔扎克的书中讲道，写这部作品时，他经历了十年艰苦奋斗，尝尽了人生的辛酸，深刻地体验了金钱的威力和贫穷的痛苦。他从自已的切身感受中，得出了这样一条痛苦的结论：人类为了谋求生存，尚且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若想追求某种大的快乐，满足某种强烈的欲望，则无疑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我想，正如他在《驴皮记》中说：“对于某些生不逢时的人来说，他们所需要的不是天堂即是地狱。”
小说的主人公拉法埃尔·瓦朗坦，就是人的欲望和生命的这种精神矛盾的化身，他是一个痛苦的挣扎着的灵魂。他不幸身无分文而又不安与贫困。他曾经在治学和思考中耗尽心血，一心想凭借才能取得财富和荣誉，然而这种努力几乎保证不了维持生命的最低需要。他继而接受拉斯提尼的指引，到上流社会去闯江山，指望娶一个有钱的贵妇，结果受到无情的嘲弄。他日夜受着欲望的煎熬，欲望因得不到满足而变得更加疯狂。他在失去一切之后，走上自暴自弃的道路，想在纵欲中了此残生。所以，当古董商告诉他，这张嵌有灵符的驴皮可以满足他的一切愿望，只是每实现一个愿望，驴皮就会缩小一圈，意味着生命也随之缩短时，他毫不犹豫地抓过驴皮，嚷道：“我就喜欢过非同寻常的生活。”既然他已打算投身塞纳河，又怎会畏惧以生命去换取欲望的满足呢？
但事实上，瓦朗坦的第一个愿望得到满足，获得了一笔巨额遗产时，他所感受到的不是快乐而是恐怖，因为他看到驴皮已经明显的缩小了一圈，意味着他的寿命也相应的缩短。之后，死亡的威胁使他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他不敢再有欲望，不再寻求任何快乐，他只是努力过一种机械的、无欲的生活。他深居简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需求都托付给仆人去考虑，甚至吃饭穿衣这种最简单的需求，他都竭力回避。他禁止仆人向他提出“您愿意吗”“您想要吗”之类的问题。他再也不能享受乐趣，只觉“人生的种种乐趣纷纷在我的死床周围嬉戏，好像美女般在我面前翩翩起舞，要是我召唤她们，我就会死去。”这种垂死病人才会体验到的临终痛苦，终于摧毁了他的健康，把他变成了一具活尸。然而，他毕竟不能抵御爱情的诱惑，终于在一次欲念的挣扎中结束了生命。瓦朗坦悲剧性的结局让人毛骨悚然，他在欲望中焚烧了自己，临死时躺在波利娜的怀里。他为了欲望，把灵魂交给魔鬼，最后欲念化身魔鬼出卖灵魂。他，如芸芸众生中的绝大多数一般，还是没有逃脱欲念催化后的悲剧，永恒地循环着自己悲剧。
下面，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分析一下《驴皮记》的创作手法。
首先，整个故事框架结构与众不同。巴尔扎克采取了一种如此特别的方式：欲望的满足要以生命的缩短为期限，并且这种缩短是可看的，是量化的！用此种方式来表现欲望、享乐、爱情、死亡的永恒话题。然而，在《驴皮记》里，瓦朗坦再也不能拥有这样的时刻了，虽然在刚得到驴皮的时候，他豪气地说，有了它，即使明天就死去也情愿。但当真正地见识了它的魔力，真正发现他的愿望可以全部得到满足，而他的生命也将在片刻凋零时，他完全变了，他谨言慎行，深居简出，唯恐说出“我要”。我完全相信这种转变的真实性，试想一下，让一个人在自己的手中看到自己生命的期限，看到因为自己的一个欲望而导致生命地那么明显地缩短，谁不会恐惧？有些人在临死的时候，总会问：“是谁害死了我？”现在驴皮告诉你，不是别人，是你杀死了你自己，这样的揭秘是否让你感到比死更痛苦呢：原来我就是杀死自己的凶手。
其次，对照法的使用。《驴皮记》中使用对照法最明显的就是馥多拉和波利娜之间的对比。两个人虽然同样美丽——其实她们的美也是不同的，一个是“修饰”出来的，是世俗中的美，另一个是自然的，是纯真之美——但是，她们的内心是如此的不同。馥多拉是一个习惯了隐藏自己情绪的人，人们看到的永远是她的一副面具，谁也看不到她的内心；波利娜却几乎是个透明的人儿，她对自己的感情一点也不遮掩，她总是把自己的情绪完全倾泻出来；馥多拉只谈情，从来都不论及爱，她喜欢被男士们包围着，却从来不让他们走进自己的心里，波利娜却炽烈地爱着，爱情是她的全部，甚至她可以为爱而死；馥多拉是幽深的，崎岖的，是有心机的，懂手段的，是了解世态人情的，精明的，是步步小心，不愿意被欺骗的，同时又是可怜的，波利娜是剔透的，清浅的，是不懂得人情世故，毫不做作的，是狂热的，任性的，是为爱痴狂，为爱盲目的，是近乎不真实的，同时又是可爱的。
除了她们两个之间的对比外，拉法埃尔和古董商之间也形成一种对比，之前是古董商的禁欲、谨慎，拉法埃尔的愿意用生命置换欢乐的理论，之后是古董商的为爱痴迷，拉法埃尔的为了生命的延续决定放弃所有的情欲。不得不承认这种对照法确实很有震撼力，确实比起平常的叙述更让人觉得痛快，有一种浪漫主义的追求在里面。
最后，传奇式手法的采用。其实，《驴皮记》中那张具有寓言性的神奇的驴皮，并不是什么不可或缺的东西。没有它，瓦朗坦的经历仍然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他的奋斗、失败、纵欲，直至死亡，完全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他早年的艰辛和后来过度的纵欲使他未老先衰，过早地接受了死神的召唤，这也不算什么出人意料的结局。但是，巴尔扎克将驴皮作为瓦朗坦的生命的物质象征。把欲望与生命的长短联系起来，用具化的东西反映深刻的意化内容。
《驴皮记》的结论是什么？是通过瓦朗坦的形象劝诫世人节制情欲、修养心灵，提倡一种清静无为的人生哲学吗？似乎如此，其实不然。在这部小说中，真正让人产生深刻印象的，究竟是死的恐怖，还是那种行尸走肉式的生活的痛苦呢？也许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判断，作者不打算代替读者作判断，他只是将矛盾摆出来：要么为长寿扼杀激情，要么甘愿做激情的牺牲品而夭折，这就是我们的宿命。让每个人自已去选择自已的生活方式吧！
至于巴尔扎克自已，显然早已做好了选择。他明知满足欲望需要付出代价，却从来不曾放弃自已的欲望。他像那些纵欲者一样，不能忍受生活的河流缓慢地、死气沉沉地流逝，他要它像激流一样“一泻无遗”地呼啸着向前奔腾。他不知疲倦地在生活中战斗，像一个疯狂的赌徒似的以生命为赌注。
也许是一种命运的巧合，二十年后巴尔扎克的结局竟与瓦朗坦有惊人的类似。他毕生追求光荣和财富，还梦想和一位有头衔、有财产的贵妇结婚，就在他如愿以偿之际，死神召见了他。但巴尔扎克又与瓦朗坦有很大的不同，瓦朗坦慑于死亡的威胁，几乎不敢运用驴皮赋予他的权力，作者显然对此深感遗憾：“权杖在儿童手里是玩具，在黎塞留手里是板斧，在拿破仑手中是使世界倾斜的杠杆……权力只是使伟大的人物更伟大。拉法埃尔本来可以无所不为，他却什么也不曾做。”巴尔扎克却是充分运用了生命赋予他的权力的，他的一生在高度浓缩的状态下度过，为了使生命之火增强光度，不惜加速它的燃烧。他在短短二十年间，完成了《人间喜剧》这一人间奇迹，尽管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却真正实践了他自已那句名言：“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恪守对自已许下的诺言，就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自已的命运。
我想在现实生活中，人皆有一张属于自己的驴皮，并以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信仰，背负着它。能够自持的，寿命就长些，不能自持乃至放纵的，寿命就短些。当你的欲望鼓胀时，驴皮便会缩小，正如亲情、友情的失去，疾病的缠身，道德的缺失等等。即使我们最后得到了所想要的金钱、权力，而失去的却是更加珍贵、不可再得的东西，也必将因此而无法享受金钱，权力本会带来的快乐，即使是心底最深处的颤栗，也必将为之而心惊胆战。
中国哲学讲，满溢盈亏。如果驴皮让你的欲望无所遁形的话，那么它也能成为你的一只警钟。我猜想，巴尔扎克同样也是希望用这样一块驴皮来提醒人们，不要过度沉迷金钱、权力、物质的享受，因为它们最终只会吞噬人们的心灵。驴皮本身没有什么错，关键是拥有驴皮的人，是否拥有平衡欲望的能力。上帝公平地送给每个人一张驴皮，如何用度，可就全靠你自己了。
或许，读着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家，另一种文化的遥远而熟悉的故事，可以让我们在惊愕之余，伤痛之余，回首一下过往，重新思考一下不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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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赌徒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吗？
一个赌徒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吗？答案就在他自己，只要他悬崖勒马、悔过自新，我想靠聪颖的大脑、勤劳的双手定能改变过去和今后的命运；若还执迷不悟，等待你的将是妻离子散、前程自毁。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很要好，但他沉迷于赌博而不能自然拔，以至于我和他几乎没有了往来)就因为深陷赌场早巳把家人忘到脑后于不顾；所以才导致夫妻反目、夫妻关系各存实亡，儿女们也对他这个‘父亲’是厌恶之极。
最让人痛心的是他连老父亲的最后一面也没见到，甚至老父亲咽气三、四天了竟无人知晓，还是一个邻居感觉不很对劲:平常几乎每天都会看到Xx来大街这儿打牌，可这几天了竟没见到他的人影，不行，我得看看去……
结果打开院门就闻到一股恶臭、是扑鼻而来，呛的他大口恶心，但还是捂住鼻子推了推房门，里边闩子闩着打不开，就连忙跑了出去。
等他的其他亲人和邻居们赶到，并强行破门而入、映入人们眼帘的一幕让人不忍观看，老人已经断气几天、而且苍蝇已布满了全身、臭不可闻(当时正值夏天高温天气，那还不臭气熏天)；这时也顾不得什么礼仪、吉日的了，这么热的天，还是赶快让老人入土为安吧。再说了，也别再等了，再等得把人都呛死喽！
原本他有十分和谐的家，夫妻恩爱，儿女孝顺。可自从他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后，以前小有积蓄的家早就给他败光了、而且还欠了不少外债，就连亲戚朋友他都借遍了；以致无法在村里呆了，心一横和他的赌友们‘闯天下’去了。通过这件事，好多人都替他感到惋惜:
原来多么厚实的家，车子、房子、票子，啥都不缺，可好好的日子咋就非得去赌？
这下好了，老婆闹着离婚、儿子、儿媳不让进家门，更令人痛心的老父亲的最后一程他也没能去送，他的命运是不是赌博给他带来的‘宏运’！
第一个：改变让自己参赌的环境
环境对于一个人沾上网赌的概率是很重要了，在当前已经出现的网赌之人里面，网络彩票和朋友是诱惑一个人参赌最大的两个因素。因为好奇所以尝试，彩票这个看似公平公正的游戏，其实里面也是充满了陷阱，它同样是人为的操控输和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交什么样的朋友注定了会接触什么样的环境，赌博者也不能例外，而在现实中存在的赌徒大多都是从身边有赌友开始的，虽然你认为自己不会赌博，但不能保证在某个环境，某个时刻你就沾上了赌瘾，古有孟母三迁，现在你呢？想清楚要为自己做出什么改变吗？
第二：改变自己的支付环境
如果你还在为赌瘾烦恼，为了戒赌每天不知所措，那下面这个办法很有效，其实很多人参与网络赌博都是因为它的隐蔽性和方便性。隐蔽让参赌者避开了被他人的监督和控制，自己随时随地都可以打开手机参赌；方便性就在于不管是充值还是提款都可以凭着参赌者自己的想法随时的操作，但也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环境和便利才让参与网络赌博的人最后都输的很惨。
其实如今方便快捷支付环境对于一个普通的人来说是没有任何的益处，对一个赌徒来说就是致命的危害。所以，要戒赌的人一定要改变自己的支付环境，卸掉所有的网络支付平台，过上一段被现代人认为很“土”的现金生活，注销所有的网贷通道和信用卡，因为这才是对你最有利的行动。
第三：培养自己新的兴趣爱好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对于要戒赌的人来说你没有任何的选择，不戒赌，人生都没有任何的希望。在面对很多来咨询如何戒赌的赌徒里面，让他们染上网络赌瘾最普遍的一群人就是“太闲“，有的人是因为工作太闲，有的人是因为生活太闲，而网络是让他感到最忙的地方，因为他们认为网赌也能”赚钱“。
说到”闲“，这里提到最多的就是那些平时很有能力的女性，在自己成为宝妈的那段时间里，肯定心有不甘，想着自己不能就这样闲在家里没有任何作为，一味在网络上寻找着可以发家致富的方法，最终被人引诱到网赌的圈套里面，输光所有。
第四：忘记自己是一个赌徒
所以，染上了网赌不可怕，可怕的是赌徒自己想戒赌却不知改变自己。一个人没有了戒赌的毅力，那他在面对挫折和环境是都不会得到戒赌成就。
从剧情和人物上来讲，《投名状》有哪些成功之处?
一直认为2007年陈可辛执导的《投名状》是一部被低估的写实风格电影，它的格局比《绣春刀》更大，对人性善恶讲得更深、更透。
但碍于商业片的套路与市场的种种需求，在进行了大量剪辑处理之后，呈现方式上显得舍本逐末、简单直接，归结成了出彩的动作、血红的杀戮与惨败的背叛。这部片子只说了其一，要靠观众举一反三，方能悟透陈可辛含蓄的表达。
电影《投名状》改编自清末有名的“刺马案”，讲述了一场兄弟情义与利益纷争的故事。
率性而为的赵二虎（刘德华饰）与看重情义姜午阳是一对落草为寇的兄弟，因劫富济贫的美名深得人心。
一次偶然的机会，有理想、有抱负的庞青云（李连杰饰）舍身救了姜午阳，为了报恩，赵、姜兄弟拜庞青云为大哥，三人被清廷收入麾下，参与剿灭太平天国的战争。然而，庞青云的欲望随着仕途与诱惑不断膨胀，三兄弟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妙。
“投名状”的本意是“有福共享、有难同当”的连坐式契约，但在《投名状》中，更像是一种共同沉沦的誓言。
“抢人、抢钱、抢地盘”的响亮口号下，为了大哥肝脑涂地的道义，赵二虎和姜午阳怀着一腔热血冲杀在前，然而，他们本质上和庞青云不是一路人，那个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内心本就不认可一纸投名状里的生死誓言。
被加官进爵、光耀门楣蒙蔽了双眼的庞青云悟不透，如果没有兄弟的齐心合力，就换不来那些拿命换来的胜利，早已死过一次的他与其说他是一个有抱负的人，不如说就是一个赌徒，用别人的性命赌自己的命运。
输赢是暂时的，赌徒的命运是注定的，那就是满盘皆输的自我毁灭。
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庞青云率众抗击太平天国的军队，其实也是向清廷交了一份投名状。
对清廷而言，攻城略地换来官位与封赏，这是统治阶层的权术和手段，城池是用命换来的，是实，但官位与封赏的予与取，都是清廷一句话的事，是虚。
以虚换实，这本身就是一笔好买卖。庞青云三兄弟的死走逃亡，忠诚或是背叛，不过是翻云覆雨的官员们明争暗斗的筹码而已。
片中，徐静蕾饰演的莲生，是整个事件的催化剂。
从小在妓院长大，看透了世间无常，只想过上好日子。
安逸的生活与牵绊的感情是矛盾的，夹在两个男人中间的莲生是痛苦的，她太为自己着想，却没弄懂该怎么选，最终也不过沦为杀人的借口。
陈可辛试图用一段注定了悲剧色彩的东方寓言，讲述一个浅显却充满韵味的道理，人性的善恶、兄弟的情义，全看欲望的舍与得、权力的予与取。正所谓，兴亡谁人定，盛衰竭无凭，在诡异善变的政治和复杂多变的人性面前，道理讲起来如此模糊，却又显得那么真实。
达尔文，海明威，居里夫人的故事
生于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一家六个孩子，他是第二个。他母亲让他练习拉大提琴；他父亲教他钓鱼和射击。童年似乎没有创伤。中学是一九一七届的，他是一个热情的、好竞争的标准美国男孩；学习成绩好，体育运动全面发展（游泳、足球、射击，还偷偷地到当地体育馆去学拳击），参加辩论团，学校乐队里拉大提琴，编辑学校报纸《吊架》，还给文学杂志《书板》投稿，写短篇小说（已经初具日后成熟的风格的苗头），写诗。他有时中途搭别人的车，出去旅行。有一次在禁猎区打鹭鸟，事后躲藏起来，免受法律制裁。某些批评家认为，海明威离家出游说明他童年过的是正常的生活；但在别外一些批评家看来，则象征他早年反叛橡树园的生活方式，反映他家庭生活中关系紧张。
他父亲与母亲的兴趣一定截然相反，所以引起他身上相克的反应和某种敌对性。姐姐玛茜琳尼•山福德大他两年，但同海明威一起长大，说他父母亲“互相笃爱”，但承认他们“常常相互感到厌烦”。他母亲格雷丝•霍尔•海明威是公理教会信徒，宗教观念强（她给四个女儿取了圣徒的名字），但也是一位有艺术修养的女人，她把家庭环境布置得如同教堂组织的文化沙龙。他父亲克拉伦斯•艾德家兹•海明威是一个杰出的医生，热心的、有训练的运动员，又是一个专业的研究自然界的人，他引起他儿子对于户外活动的爱好。夏天，他们居住在密执安北部近彼托斯基湖畔的房子里，海明威医生有时候带他儿子一起出诊，横过华隆湖到奥杰布华族印第安人居住地去；他们经常一起钓鱼和打猎。他们关系密切，虽然他父亲严于律己，甚至比海明威太太更严格，更具有清教精神。
他双亲各自对他的影响至少粗粗看去是清楚的。他对户外活动的爱好，作为运动员的训练和勇敢，从来没有减退过。他喜欢音乐（虽然讨厌学大提琴）和美术，也一如既往。他珍爱巴赫和莫扎特，说他从“研究和声学与对位法”之中学到写作方法；又说“我从画家身上学到的东西同从作家身上学到的东西一样”。从海明威在橡树园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现有的材料看来，没有一点能说明他日后不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然而，我们看一看这位自传性异常突出的作家的创作，就发现那些以涅克•阿丹姆斯为主人公的、关于那一段时间的故事（《印第安帐篷》、《医生与医生妻子》、《某件事情的结束》、《三天大风》、《战斗者》与《杀人者》），写的却是暴力与恐惧、混乱与失望的主题——还有孤独；他的同学指出，孤独与多才多艺是海明威当年最突出之点。
他毕业前两个月，美国参战。卡洛斯•倍克尔写道：“他面临的几条路是上大学、打仗和工作，”海明威选择工作。他左眼有毛病（当初训练拳击的时候意外伤到了左眼，视力下降，从那以后他左眼的视力再也没有恢复过），不适宜去打仗。一九一七年十月，他开始进堪萨斯市的《星报》当见习记者，这家报纸是美国当时最好的报纸之一。六个月之中，他采访医院和警察局，也从《星报》优秀的编者G•G•威灵顿那里学到了出色的业务知识。海明威在《星报》头一次知道，文体像生活一样必须经过训练。《星报》有名的风格要求单上印道：“用短句”，“头一段要短。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正面说，不要反面说。”海明威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学会把写新闻的规则化成文学的原则。
但是，战争的吸引力对海明威越来越大，他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后半月开始这场探险。头两个月，他志愿在意大利当红十字会车队的司机，在前线只呆了一个星期。在这个星期最后一天的下半夜，海明威在意大利东北部皮亚维河边的福萨尔达村，为意大利士兵分发巧克力的时候，被奥地利迫击炮弹片击中。他旁边的一个士兵打死了，就在他前面的另一个士兵受了重伤。他拖着伤兵到后面去的时候，又被机关枪打中了膝部；他们到达掩护所的时候，伤兵已经死去。海明威腿上身上中了两百多片碎弹片，左膝盖被机枪打碎，被迫手术换了一个白金膝盖。他在米兰的医院里住了三个月，动了十几次手术，大多数弹片都取了出来，还有少数弹片至死都保留在他的身上。他受伤的时候，离他十九岁生日还差两个星期。
五十年代早期，海明威说过：“对于作家来说，有战争的经验是难能可贵的。但这种经验太多了，却有危害。”摧残海明威身体的那次炸裂也渗透他脑子里去了，而且影响更长、更深远。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失眠，黑夜里整夜睡不着觉。五年之后，海明威和他妻子住在巴黎，他不开灯仍然睡不着。在他的作品中，失眠的人处处出现。《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柏尼斯，《永别了，武器》中的弗瑞德里克•亨利，涅克•阿丹姆斯，《赌徒、修女和无线电》中的弗莱才先生，《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哈利和《清洁、明亮的地方》中的老年侍者，都患失眠症，害怕黑夜。
那个年老的侍者说：“这毕竟只是失眠。有这病的人一定不少。”失眠是那种痛苦的并发症的症状，海明威、他的主人公和（“有这病的人一定不少”）他的同胞都受到折磨。菲利普•扬对海明威的个性作了出色的、合乎情理的心理学分析，提出一个论点，说他这次创伤引起的情绪，非他理性所能控制。海明威晚年反复地、着了魔似地搜索这类似的经验，来驱除那种精神创伤；如果办不到，他就不断地通过创作和思考来再现这个事件，为的是控制它所激起的忧虑。
扬明智地指出，海明威最终关心的是艺术，而不是创伤。然而，在局部范围内，扬的个性学说可以把海明威的为人与他的作品统一起来。而且，对于海明威观察战争，对于这位艺术家，这种学说赋予特殊的意义。《永别了，武器》和一些短篇小说出色地描述了战争在社会、感情和道德方面的含义，然而，使他的战争经验“难能可贵”的不止是这番描述：它在他心灵上锻铸出他对人的命运的看法，这几乎影响他所有的作品。迫击炮的碎弹片成了残酷世界破坏力量的比喻，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成了寻求生存道路、受伤的人类的象征。他已经差不多准备好，可以把那种生活感受转化为文学作品了。
他取得红色英勇勋章之后的五年内，缓慢地却是目的地为写作生涯而努力。橡树园热情欢迎它的英雄归来，但是海明威的父母亲——尤其是他的母亲——感到厌烦，因为这个年轻的除了写作别无雄心，又极为乐意接受家庭的供养。有一度他为多伦多《每日星报》和《星报周刊》写特写。他姐姐玛茜琳尼写道，他刚过完二十一岁生日，他母亲提出最后通牒：要么找一个固定的工作，要么搬出去。海明威搬了出去，到芝加哥当了一年《合作福利》的编辑，这是一份宣传合作投资的机关报。那年冬天，他认识了他在文学界头一位重要的朋友舍伍德•安徒森，并且通过安徒森，认识了“芝加哥派”的其他成员。同时他认识并爱上了哈德莱•理查孙，她是一位漂亮的红发女郎，比他大八岁。1921年九月，海明威与哈德莱结婚，在家里的乡间别墅度蜜月，接着去多伦多，当了几个月的特写记者。
但是，他真心需要的是欧洲，是有空间的时间进行写作。海明威夫妇决心接受一个驻国外兼职记者的工作。此后两年，海明威成了《星报》驻欧洲的流动记者，人住在巴黎，兼写关于日内瓦与洛桑国际会议的报道，包括希土战争的简练的戏剧性电讯。他偶尔写一点轻松的、但观察锐利的印象记，内容是瑞士滑雪、西班牙斗牛和德国战后生活。他早期新闻工作的训练，加上天生爱好简洁，已经成了一种风格，他现在写的电报——浓缩、紧凑——使这种风格更为有力。
在此同时，他写小说，写诗，想找一个出版商发表他一篇东西，但（自一九一八年以来）一直没有找到。一九二二年迅速地发生一连串事件，加速了他的希望，接着他又感到失望。他凭舍伍德•安徒森的一封介绍信，带着他的作品去见葛屈露德•斯泰因，她在弗勒吕斯路的沙龙是依兹拉•庞德、詹姆斯•乔衰斯和麦多克斯•福德等侨居国外的人的艺术中心。斯泰因喜欢这个年轻人，他派头简直像大陆上的人，一双眼睛“好奇得有感情”，她鼓励他当作家，不过劝他应该完全放弃新闻记者的工作，把散文修改得更加精练一些：“这里描写很多，又写得不十分好。从头来起，写得集中一些。”庞德也喜欢这位新到的作家，同他一起散步，拳击，鼓励他继续写诗。五月份和六月份，海明威头一次公开发表作品——一篇只有两页的讽刺性寓言《神妙的姿势》和一首只有四行的诗《最后》，这首诗是补白，填补威廉•福克纳六节诗留下的空白。一家新奥尔良的杂志《两面派》把这两篇作品都发表了，他这番运气，又是靠舍伍德•安徒森帮的忙。
灾难发生在一九二二年末他参加洛桑和平会议的时候。他约定叫哈德莱带一只手提箱去迎他，哈德莱几乎把他所有的手稿都装在这只箱里（少部分邮寄）。在巴黎的里昂车站，她把手提箱放在车箱里，未加提防，过了一会儿回来，发现箱子不见了。几年以后，海明威给卡洛斯•倍克尔的信中说道：这件事使他痛苦万分，他“恨不得去做外科手术，免得去想它。”海明威没有办法，只好重起炉灶，这回获得惊人的成功。一九二三年，他几篇作品被刊物采用。哈丽特•蒙罗在《诗歌》（一九二四年一月号）上发表他的一首短诗；玛格瑞特•安德生和琴•希普在《小评论》（一九二三年四月）上发表了他六个短篇（共十八个短篇，原拟于次年一月发表，总题为《在我们的时代里》；一九二三年夏天，罗伯特•麦卡门发表海明威第一部作品《三篇故事和十首诗》（三篇故事是《在密执安》、《我的老头子》和《不合时宜》）。
虽然前途好像有把握，路上却有现实的障碍。哈德莱怀孕了，两夫妇几乎没有钱。他们同意回多伦多住两年，挣够了钱再到巴黎来，到那时候他可以致力于写作。他们在一九二三年八月离开巴黎。约翰•哈德莱（“勃姆比”）•海明威生在十月，但到了一九二四年一月，海明威夫妇已经回到巴黎和蒙巴那斯，安居在戴尚圣母院的一套公寓房子里。海明威走向成功的步子又耽误了，因为他得拿出一部分时间来干活养家。他不去过蒙马特尔区的游堕生活，吃不饱肚子，这在《流动宴会》里都有记载，但他坚持写作。正如斯泰因所观察的，“他十分认真地写作，想当作家。”突破是在一九二五年——也许是靠两位有影响的支持者帮忙。司各特•菲兹杰拉德还没有认识海明威的时候，艾德蒙•威尔逊已经给他看过海明威的作品，菲兹杰拉德印象很深，并催促斯克利布纳公司的麦克斯威尔•珀金斯去约稿。珀金斯写了信，但因为邮递方面的错误晚到了十天，海明威已经接受了安徒森的出版者波尼和利夫赖特公司二百元的预支稿酬，出版他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其中包括同名集子中发表的早期的速写，还接受出版公司对于他这两本书的权限。
从经济收入上说，《在我们的时候里》是失败的，下一本书，即讽刺模拟舍伍德•安得森作品的《春潮》，也是失败的，但是海明威引起艾伦•泰特、保尔•罗孙匪尔德和路易斯•克罗纳伯格等美国重要评论家的注意，他们都认为海明威是美国文坛新出现的声音。然而，又是菲兹杰拉德对海明威的才能讲得最有说服力。菲兹杰拉德在《如何浪费材料——评我的同代人》一文中，攻击那些已取得稳固地位的作家——尤其是亨•路•门肯和舍伍德•安德森——认为他们“强调发掘美国的‘意义’”，是“不真诚的，因为他们自己身上并没有这种需要。”菲兹杰拉德说，侨居国外的人倒是有这份好处，能够为自己形成一种“不会败坏的风格”，表现净化了的热烈感情。菲兹杰拉德以海明威和《在我们时代里》为主要的例子，说明这位作家“具有新的气质”，而且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特点。菲兹杰拉德的文章发表在五月，五个月以后，海明威证实了菲兹杰拉德的赞扬是很有道理的。
一九二六年十月斯克利布纳公司出版了《太阳照样升起》，不到三十岁的海明威成了有定评的文学家。作为一位作家第一部长篇小说，销路不错，也博得了好评。海明威晚年在《流动宴会》这部书回忆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六年间的生活情景时，追忆当时的梦想，刻苦的训练和灾难。梦想是牧歌式的：对哈德莱纯洁的爱，巴黎和伏拉尔勃等美好的去处，友人的情谊。刻苦的训练——把自己写为一个挨饿的人，渴望成功心切，无情地律己，同时也为了形成自己的文学风格。灾难是随成功接踵而至的梦魔般的现实，它粉碎了梦想，破坏了训练，只剩下了欲望，放纵和失望。海明威写这本书的时候，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病痛可能加剧老年人怀旧的甜蜜和痛苦。然而，在某个意义讲，也说明海明威终于明白他早年在巴黎的时代，正是他作为一个人与作为一个艺术家最为融合的年代。他发表了《在我们的时代里》、《太阳照样升起》，尤其是一九二九年发表了《永别了，武器》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足够的经历，形成他对人类命运的看法和极能表现这种看法的文体风格。虽然他艺术上的发展还没有结束，但是他后来写的东西至多是技巧更为精致，更有光彩，把他已经写过的主题加以变化罢了。
他此后二、三十年的戏所以能够唱得下去——除了一系列近乎传奇的轶事之外——在某种程度上讲，是由于海明威相当灵活地使自己在群众中的形象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他个人在群众中有魅力，正是这个原因——不管是叫“爸爸”这个慈祥的绰号，也不管是叫“冠军”这个好斗的称呼。然而，更吸引人是内心的戏剧性变化。当他的名声由细流汇成潮流的时候，他的感觉能力好像在水槽里打滚。在早期作品中，恐惧与美感密切得难解难分：他们只能通过极为含蓄的感觉传达出来。艺术家驾驭了人的形象。在后期作品中，受压抑感情的细微之处常常写得过火，几乎成了感情的嘲弄。内心戏剧性的力量正在于此。因为，海明威仿佛要想弥补艺术上的失败，在生活上作出过度的反应。他在现实世界中的行动仍然反映出他关心悲剧性的经验，迫切需要对抗含有敌意的世界，肯定他的自我形象。但是，由于英雄的气概太显眼、太坚决，人物的行动写得过分明显。因此落到滑稽、令人窘迫、甚至常常令人厌烦的地步。如果说他在二十年代是在艺术上探险，那么到了三、四十年代这个艺术家本人成了冒险家。他对人生的看法没有改变，只是艺术的工夫松弛了。
在《太阳照样升起》出版、《永别了，武器》未出版之间，海明威同哈德莱离了婚，与当过《时尚》时装式样编辑的保琳•帕发费结婚，他们回到美国，定居在基维斯岛，一九二七年海明威完成并发表了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一九二八年，他写《永别了，武器》初稿的时候，保琳生下他们第一个孩子（她一共生了两个儿子）；他修改初稿时，得知消息：他父亲得了糖尿病，又因经济困难自杀，用的是他自己父亲内战时用过的手枪。二十年以后，海明威在插图本《永别了，武器》的序言中回忆道：“那一年有好的时光和坏的时光，”但又说他当时“生活在书里”，“比我任何时候都愉快。”三十年代早期，他经济富裕，婚姻美满，到处冒险。这些年里，他到怀俄明和蒙大拿打野鸭，打麋子，到非洲猎大动物，登上定制的“皮拉尔”号游艇到基维斯岛和别米尼岛外捕鱼。这些年头正值大萧条时期。国家因经济危机弄得情绪低落，但海明威却更像一个狂热的童子军。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间，他给《老爷》杂志写了二十三篇生动但没有多大价值的文章，描写狩猎和捕鱼，这给大萧条期间城市中的受害者提供了一个精神避难所。他们在海明威粗狂妄的面容和强壮的身躯上看到背运时期一位英雄的面貌；他含蓄的散文、精练的对话表现了典型的“重压下的优美风度”。他这些年来发表的两部非小说的作品加强了这个形象。一部是《午后之死》（1932），称颂斗牛的仪式，一部是《非洲的青山》（1935），描写一次狩猎旅行，预演人与野兽的悲剧，但几乎声嘶力竭地歌颂人类勇气的尊严。
三十年代早期，海明威小说相对地说写得比较少。二十年代，海明威发表了两部小说，三十五个短篇，一部楷模作品，一些诗，外加相当数量的通讯报道。他三十年代前半期产生的主要作品是《胜者无所得》（1933），一个短篇小说集，收入十四个短篇小说。一九三六年，他发表了他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乞力马扎罗的雪》，主人公是一个作家，因写不出“他该写”的作品而奚落自己。
从一九三七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艺术家海明威还是当他的冒险家，只是改变了装束。从《有的和没有的》（1937）中亨•利•摩根的话——“一个人不行……他好的干不出事”——开始，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牺牲了他们的私事，转向世界危机所引起的集体的责任。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大萧条与西班牙内战粉碎了海明威的信念：他长期以来认为作家的主要任务是“直接地真诚地写人”，“谁要是把政治当作出路，谁就在骗人。”左翼批评家一向嘲笑他们心目中的海明威耽乐的孤立主义，现在欢迎他的转变。其实，海明威在他的小说创作里并没有向左转，他的人物走的是老路——冒险，孤独，结果是死胡同。他们重新进入世界，因为民主可能比法西斯好些，但他们虽然同人民混在一起，但不是人民的一员。海明威也是如此。不管他参加什么战争，统统成了他的战争，他打仗一如既往，有他自己的条件，自己的理由。
一九三七初海明威去到西班牙。官方名义是北极美报业联盟记者，他却不是不偏不倚的旁观者。他借债为忠于共和政府的部队买救护军，在美国第二届全国作家会议上发言攻击法西斯主义，协助拍摄亲共和政府的影片《西班牙大地》（1938），发表了他唯一的一出长戏《第五纵队》，描写这场冲突。一九三九年他在哈瓦那郊区“了望农场”购买了一份地产，就在地产山顶的房子里，创作关于法西斯主义、民主和个人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
小说出版几天后，保琳•帕发弗以“遗弃”为理由同他离婚。一个星期之内，海明威娶第三个妻子玛瑟•盖尔荷恩，她是圣路易市人，小说家、记者，他们共同生活了五年，婚后头两年，他们去中国当战地记者，海明威为现已停刊的纽约报纸《下午报》撰写报道。海明威在这些报道中认为：日本、英国与美国之间不大会爆发战争，但不是不可能发生。他有预见，指出如果日本进攻美国在太平洋或东南亚的基地，那么战争不可避免。
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他被《柯里厄》杂志作为没有军籍记者派往巴顿将军的第三军为止这段时间内，海明威驾驭“皮拉尔号”——由政府出钱配上通讯与爆破设施——巡逻海上，成了一艘伪装的反潜艇的兵舰。虽然“皮拉尔号”没有遇上潜水艇（如果遇上，海明威准备命令自己在指挥塔上扔手榴弹和燃烧弹），海明威的报告可能帮助了海军侦察到一些潜水艇的方位并把它们炸沉，海明威因这些功绩得到表彰。一九四四年海明威在英国同皇家空军协作，几次坐飞机参加战斗，没有受伤，但在伦敦一次灯火管制时汽车失事，他头部与膝部受伤。几家报纸登出他的讣告，但不久，在联军登陆那一天，在诺曼底的福克斯•格林海滩上海明威观看了几分钟战斗才回到船上。
他虽然名义上属于巴顿将军的军队，却同第一军第四步兵师一起行动，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和凸地战役。他描述自己大胆勇敢未免夸大或者歪曲，但他的行动确是更像战士，不大像记者。他在巴黎郊外一个哨所负责巡逻与查问很有成效，为莱克勒克将军部队的前进收集情报。德军反攻期间，他在休特曼森林地带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用短武器参加激烈的战斗。军人对他的印象比新闻界同业对他的印象更好。他的同行生气也许是因为他态度傲慢，也许是因为他过分渲染他个人如何率领一支游击队组成的小部队解放旅游者俱乐部，解放里兹饭店。一群记者控告海明威违反日内瓦会议关于战地记者不得参与战斗的规定。海明威出庭，经过短短的审问免于判罪，后来还得了铜质星章。战争结束时，海明威四十六岁，他给自己画的饱经战患而又不屈不挠的老兵形象已经不是铅笔勾勒的素描，而是油彩阴沉的全身像了。还有什么呢？海明威通过言论与行动说明自己在生活与艺术方面都要来一个新的开端。他在战争的年代里，只发表了为《下午报》写的关于中日战争的报道，还有为《柯里厄》撰写的、从欧洲战区拍回的电讯。现在他笼统声称正在写一部作品，一部关于“陆地、海洋和天空”的长篇小说。海明威仿佛要加强他的新生感觉似的，在一九四五年末同玛瑟•盖尔荷恩离婚，并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回到了“了望农场”，随同他回去的是他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妻子玛丽•威尔什，又是一位记者，明尼苏达州人。
一九四O年以后海明威一次发表了长篇小说《过河入林》（1950），并不是读者所期望的重头作品。一年前他险些死于丹毒。实际起因是尘土进了眼睛，揉后眼睛发炎，可是海明威夸大这件小事，说他在威尼斯附近打野鸭子时子弹的一点软塞进了眼睛。他住院时决定写这部规模较小的作品。客观情况改变不了批评界的意见，这部作品受到难听的攻击。较温和的批评家说它“情绪厌倦”，相信海明威尚有潜力；绝大多数批评家粗暴地攻击它是顾影自怜的自我仿作。在理查德•康特威尔上校身上，海明威自传性质的形象很突出，唠叨他无法规避的主题——死亡、孤独、爱情和勇敢——这是他四十年代经验的具体化。此后，他不断深入到过去经验里去，仿佛怀旧能补偿艺术上的无能。他从艺术家权充探险家又一次变为追求艺术的冒险家，这个循环过程也就接近结束了。
他先是回到三十年代，打猎和捕鱼的冒险的年代。一九五三年，他与玛丽去非洲作狩猎旅行。他已是满身伤痕，这一次又遇到飞机连续出事，险些丧命。第一次失事，玛丽断了两根胁骨，海明威肝部与腰部震裂，下脊椎骨受到重伤；第二天，飞机再次失事，海明威一生受了十几次脑震荡，这是最严重的一次（机舱着火，门被夹住，海明威用头把门撞开），外加内伤。虽然他开始倒运，不过还算幸运，在内罗毕医院养伤时居然能读到关于自己的讣告（海明威是唯一一个在有生之年见到自己讣告的著名作家）。他写了一篇长篇报告，描述他在非洲的经历，但发表在《展望》杂志上的只是连续性的两段二流水平的新闻报道。
捕鱼的收获在些。十五年前他在《老爷》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关于一个古巴渔夫的通讯，现在根据这个素材写了《老人与海》（1952），补回他在文学上的损失。同时，他得到普立彻奖金，一九五四年他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金，可能也是《老人与海》帮的忙。这时，他更加使劲地排除通往过去的顽固的障碍物，走向二十年代，那时候他曾将描写斗牛士安东尼•奥多涅斯与路易斯•多明奎之间的竞争写进另一部《午后之死》里去。成果又是两段连续性的报道，叫做《危险的夏天》，发表在《生活》杂志上（原稿其余部分从未发表过），也写得苍白无力，读来乏味。
再就是巴黎了，二十年代早期他学艺的巴黎。海明威还没有从西班牙回来的时候，就在当年写下的一大箱札记中搜索，他用回力球的术语对他妻子说，他打算“反拍写传记，回忆的传记。”海明威夫妇回到古巴后，对菲德尔•卡德特罗获得胜利后的形势把握不住，就离开“了望农场”，迁居到爱达荷州克特钦的大型别墅，海明威在那里加工修改札记。他去世后，玛丽•海明威在他房间里的一只蓝箱子里发现这份打字稿。她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里说：“他一定认为这本书已经完稿，只待编辑加工。”一九六四年，此书出版，题为《流动宴会》。
一九六O年，海明威想写作的热情一定使他极为痛苦。他在生理上大为衰弱，高大的身躯萎缩下来了，面容憔悴，忍着痛苦。他住在梅约疗养院时，诊断结果不妙：高血压，可能还有糖尿病（此病曾经折磨过他父亲），而且铁质代谢紊乱，这是一种罕见的疾病，危及主要器官。心理上，他更糟糕，几乎说不清楚话，焦虑，抑郁症很严重——赛摩•贝茨基与莱斯里•菲德勒一九六O年十一月拜访过他，想请他到蒙大拿大学去做演讲，事后写道他像个“没有主意的小学生”。一九六一年春天，他进行了二十五次电疗来减轻抑忧症。他在梅约疗养院住了一个月，刚刚回到克特欠不久，在一九六一年七月二日早晨，他把一支银子镶嵌的猎枪的枪口放在嘴角，两个扳机一齐扣动。
在《海流中的岛屿》里，海明威的受了伤、可能要死去的主人公说：“别操心、老兄……你一辈子走的就是这条路。”当然，海明威在生活和艺术方面的探险满是死亡的诱惑。但应当记住，海明威对于生活也同样执着。他在《流动宴会》结束部分写到巴黎时打过一个比方，这个比方既适用于他自己，也适用于他书中人物的生活：“巴黎总是值得一去，你带去什么东西，总会有报偿。”
